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李大钊早年父母双亡，幼时由祖父一手抚养，祖父教育他识字，送他进入私塾读书。1905年，李大钊进入永平乐中学。1907年，他进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习。

北洋学堂时期的李大钊是一个忧国忧民，积极奔走于反帝反封建运动前线的新青年，但此时李大钊的思想还未完全成熟，他对于国家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倡导共和民主，建立立宪制国家”的阶段。在北洋学堂学习期间，李大钊进一步了解到建立共和，实现理想的困难。1901年后，出于保全自身，应付国内外压力的需求，清政府不断推出新政，5名朝廷大臣被派出到欧美、日本考察宪政。虽然在1906年，朝廷颁布了《宣示预备立宪先行厘定官制》，但真正进行立宪改制却遥遥无期。1910年，十余省谘议局共同发起了召集国会的请愿活动。北洋法政学堂的学生举行了罢课，一同加入到请愿活动中。李大钊便是北洋学堂请愿活动的8个学生总代表之一。此次活动刚开始时学生们大都慷慨激昂，甚至有人为了书写血色请愿书而断指。而活动进行也很有组织与纪律，但最终活动却以失败告终，学生险些遭受武力镇压。

1912年，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彻底瓦解了清政府，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却异常坎坷，先是拥有政治、实力资本的总统袁世凯隐约露出恢复帝制的端倪，后是民国建立后短暂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近二百个政党。1912年，李大钊担任了北洋法政学会的编辑部长，负责编辑学会刊物《言治》。表面上，虽然旧中国从形式上由封建君主制国家转变为立宪制国家，但中国距离真正实现民主、强大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此时的李大钊较为失意，这在他所撰写的《言治》文稿中可见一斑。

1913年，从北洋法政学堂毕业的李大钊，由于现实与理想上的冲突，政治观念上的不成熟，暂时失去了人生方向。同年，李大钊收到同学从日本寄来的邀请自己去日本留学的信函。此时的李大钊感到自己的才学还不足以实现自己的理想，于是便有了东渡留学日本的念头。李大钊曾在法政学堂预科时期，刻苦学习日语与英语，正好为他留学日本打下了语言上的基础。同时李大钊遇到了两位能够资助自己出国留学的贵人：孙洪伊与汤化龙。孙洪伊是当时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曾参与北洋法政学校的创办，1910年的国会请愿活动他也曾担任领衔代表，后李大钊创办《言治》月刊时也与孙洪伊见过面，与李大钊很有缘分。孙洪伊相当器重李大钊，在李大钊出国之前，孙洪伊把曾留学日本的汤化龙介绍给了李大钊。汤化龙也是一名立宪派人士，他很欣赏李大钊的才能。在得知李大钊要留学日本时，二人便一齐保证对李大钊留学日本进行经济资助。

留学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是武装自己

1913年冬季，李大钊前往日本，并于1914年9月8日进入了早稻田大学读政治经济学本科。

在早稻田大学，李大钊第一年必修的课程有国家学原理、帝国宪政、应用类经济学、经济学原理、民法论、刑法论等与政治、经济关系紧密的课程。给李大钊授课的日本老师中，有很多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如讲授国家学原理，受西方英美政治学说影响较深的教授浮田和民；还有讲述帝国宪法，提出“天皇机关说”，组建日本宪法学体系的重要人物美浓部达吉。但其中对李大钊影响最深的当属日本著名社会主义学者，日本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安部矶雄。安部矶雄是政治经济学、都市问题的教授，曾先后于德国柏林、美国留过学，留学期间就展现出了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他在返回日本后参加了工人运动，并且翻译了《共产党宣言》。

李大钊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相关内容，是在留日以前。1912年在李大钊与同学合作编写的《〈支那分割之命运〉驳议》中，提到“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幸德秋水是与安部矶雄一同创立社会民主党的人物之一，是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活动家。1912年前后，李大钊已经或多或少地了解到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李大钊遇到了与幸德秋水一同献身社会主义的安部矶雄。安部矶雄喜欢用社会主义的观点讲授经济学知识。据称，此时的李大钊对于安部矶雄教授所讲授的社会主义观点和都市问题很感兴趣，常在课后到教授的住处询问相关问题。与安部矶雄教授的交流是李大钊能够形成对社会主义初步认识的原因之一。

留日期间，李大钊对于政治理念与思想的选择还处在探索阶段，处在完善自己对于各流派西方思潮的认识的过程中。早稻田大学所授课程有关社会主义的只有很少一部分。从此时李大钊在日本撰写的各类文稿来看，李大钊更多地强调一种“民主”的思想，并且思索该以何种形式建设国家。与李大钊一同在留日期间参加留日学生总会，并在归国后一同编辑《甲寅》日刊的高一涵撰写的《和大钊同志相处的时候》和《回忆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同志》两篇文章中，提到了日本西京帝国大学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博士对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据高一涵称，在日本留学时，李大钊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不感兴趣，但极其喜欢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通过河上肇，李大钊较早地了解到了马克思主义，也对在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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