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是药物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一门学科。药物经济学采用经济学原理和分析方法，对药物治疗在人类卫生保健过程中的成本和效果进行综合评价，以此衡量、比较不同药物治疗方案的成本和所能获得的效益，用于指导临床医生选择低投入、高疗效的药物，合理治疗，提高药物资源配置和利用的效率，使药物治疗达到良好的价值效应。药物经济学不仅关注药物治疗的成本，而且还重视药物治疗的效果，在指导临床用药和控制药品费用方面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目标:健康收益最大化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对健康的认识局限于躯体或器官组织结构的完整性以及正常功能的维持，认为“无病”就是健康。随着现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对个体需求而言，健康的概念早已经超越了“无病”状态，上升到良好的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的水平。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不仅仅指不患有疾病，而是躯体、精神与社会整体的良好状态。与此同时，人们评价健康的标准也发生转变，越来越重视生存质量的提高，尤其是对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的患者。医疗手段的进步使慢性病患者的生存期不断延长，也显著增加了医疗开支;此外，临床不合理用药也为有限的医疗资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因此，如何提高慢性病患者在有病生存期间的生活质量，采用何种手段才能以最小的医疗投入获得最大的健康收益，是药物经济学研究关注的焦点。

方法:侧重点不同，各有优势

药物经济学针对药物治疗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比较和研究，常用的分析方法包括以下四种:最小成本分析法(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成本-效果分析法(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成本-效益分析法(cost-benefit analysis)和成本-效用分析法(cost-utility analysis)。最小成本分析法是指，两个或多个药物治疗方案的结果被认定为相等时，用于确定成本最小的治疗方案，但其使用范围有限。成本-效果分析法以达到某种临床治疗目的，如血压降低1mmHg、类风湿关节炎疾病活动指数降低1分或血清白蛋白升高1g/L等所需要的成本为衡量指标，表示获得单位量的效果所需成本的大小，通常用于评价多个治疗方案之间的优越性。成本-效益分析法的特点在于，它将医疗费用和效果均转化为货币的形式，可以评价一个治疗方案所付出的成本和产生的效益，协助最佳方案的选择，但是这种评价必须建立在效益大于成本的基础之上。成本-效用分析法将临床干预或治疗手段的成本用货币来衡量，收益以效用指标来评估;它更多地站在病人的角度，在考虑治疗效果的同时也顾及病人对健康和生存状况的满意程度。在实际研究中，由于临床指标改善的直观性和易获得性，成本-效果分析法的临床应用最广泛;而成本-效用分析法以患者的生存质量为主要评价指标，侧重于生存质量的改善，而不仅仅是延长生存时间，因此在评估慢性疾病，特别是一些对患者的生存质量有较大影响的疾病方面，有着显著的优势。

成本-效用分析法的常用评价指标包括质量调整生命年(quality adjusted life year，QALY) ，提高一个QALY所需的成本和由QALY衍生而来的成本-效用比值(cost-utility ratio)。QALY反映了不同生存质量下，临床治疗所延长生命的时间，可以反映个体的健康状况、药物的疗效和医疗服务的水平。通常采用生存质量的效用值为衡量标准，完全健康为1，死亡为0，用健康状况的效用值乘以生存年数就可以得到QALY。例如，通过医疗干预，一个人以良好的健康状态生存1年，QALY等于1;如果患有某种疾病、或是健康状况存在一定缺陷，生活质量明显降低，在这种状况下存活1年，QALY小于1;如果患者死亡，QALY等于0。在某些状态下，如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或是一些患有严重抑郁症、晚期癌症疼痛的患者，他们的生活质量甚至比死亡更糟糕，在这种情况下QALY可为负数。成本-效用比值是两种干预手段成本之间的差异和两种手段所产生的QALY差异的比值。此外，成本-效果分析法中的增量成本-效果比值(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ICER)也可以直观反映不同治疗方案成本的差异，用于判断增加的成本是否能取得相当或更好的效果，在临床药物经济学研究中使用也较普遍。因此，在慢性疾病治疗方案的选择上，采用QALY和ICER进行成本和收益分析具有重要意义。

应用一:指导移植免疫最佳方案

在器官移植领域，移植器官的数量和成活率不断提高，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免疫抑制剂的治疗。诱导免疫抑制(induction immunosuppression)是指在器官移植术后几天到几周内，采用免疫抑制剂进行的初始免疫抑制治疗，目的是防止急性排异反应，使病人尽早进入免疫抑制状态，这对患者和移植物的预后非常重要。传统诱导治疗通常采用激素+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sA或FK506)，或激素+钙调磷酸酶抑制剂+抗增殖药物(AZA或MMF);但钙调磷酸酶抑制剂和抗增殖药物存在许多缺点，如治疗费用昂贵，具有明显的肾脏毒性和骨髓毒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受医疗保险政策和家庭收入水平的限制，接受诱导免疫抑制治疗的患者比例仍然很低。

近年来，生物蛋白制剂特别是单克隆抗体技术的成熟也大大促进了移植后免疫抑制治疗的发展。白介素2受体拮抗剂(IL2Ra)是针对IL-2受体α链的单克隆抗体，它在免疫抑制治疗中的高疗效和低毒性已得到临床研究的证实。2009年，悉尼大学的学者Morton等在《肾脏病透析移植》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著，对肾移植后IL2a与多克隆抗体、传统诱导治疗方案之间成本和收益的差异进行了荟萃分析。结果显示，与传统方案相比，IL2Ra治疗平均增加1.42个QALY，人均每年节省医疗开支3965美元;与多克隆抗体治疗相比，IL2Ra治疗平均增加0.2个QALY，同时也增加了5144美元的人均开支。在增加一个QALY所需的ICER方面，IL2Ra比多克隆抗体高25928美元。此外，敏感度分析结果也证实IL2Ra治疗的花费低于传统方案;IL2Ra治疗虽然较多克隆抗体的临床成本高，但是其增量花费处于可接受的范围内，在改善受者的生存期和生活质量上，显著优于多克隆抗体和传统治疗方案。

应用二:指导类风湿关节炎选择病情改善药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RA)是一种慢性、自身免疫性、致残性病变，在确诊后，及时、规范的治疗对缓解关节破坏、畸形和改善预后尤为重要。传统治疗RA的三大类药物包括非甾体类抗炎药、糖皮质激素和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近年来生物制剂如TNF-a拮抗剂、IL-1受体阻滞剂等也越来越多地用于RA的治疗。生物制剂较传统DMARDs的优势在于能迅速减轻RA的临床症状，但其高昂的治疗费用令许多患者望而却步。

根据慢性疾病治疗过程中花费，英国国家临床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linical Excellence，NICE)制订了一个容许开销值(threshold)，即每提高一个QALY，用于治疗的费用上限为30000英镑，在美国则为45000美元。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约3400美元，美国人均GDP为45600美元，按照这个比例，中国QALY的容许开销值不应超过3350美元(换算为人民币约22885元)。RA作为一种慢性、非高度恶性疾病，每增加1个QALY的花费应该远远低于容许开销值的上限。以目前临床上治疗RA使用较多的一种可溶性TNF-a受体为例，一个疗程花费大约为2万~2.5万元，一年的花费接近10万元，远远超过QALY容许开销值的上限和中国普通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与传统DMARDs相比，生物制剂并没有为患者带来与药物费用相当的治疗效果。一旦停用生物制剂，多数患者病情会在3~6个月内复发。研究显示，采用TNF-α抑制剂治疗RA，结核杆菌、卡式肺囊虫和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的风险高于传统DMARDs，一旦继发感染，会进一步增加临床开支。此外，在缓解RA患者病情进展和改善远期预后方面，生物制剂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临床试验证实。因此，临床医生在选择生物制剂治疗RA之前，应该衡量增加的药费能否给患者带来更多的健康效果，这个花费究竟“值不值得”，而不应仅仅着眼于短期内临床症状的改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根据患者个体情况，对于传统DMARDs能控制病情的患者，不应采取生物制剂进行治疗;而难治性RA病人可短期使用生物制剂，在病情活动度得到良好控制后逐渐改用DMARDs。

意义:平衡成本与收益，最大限度改善公众健康

在中国，药品费用占卫生总花费的比例高达50%，而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比例分别为7%、10%和30%，中国这种现状与医疗体制和国家的经济水平密切相关。新的医改方案已经将药物的经济合理性同安全、效用和质量可控性纳入药物评价系统，体现出国家对药物经济学的重视。该举措旨在改善目前临床上药物滥用现象，指导合理用药，控制药品费用上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药物滥用带来的不良反应和耐药现象，在成本和收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有限的资源实现公众健康状况最大限度的改善。

(作者:方笋)《生命新知》 2009年08月号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zonghexinwen/2020/0521/35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