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方面，医保部门需要与药监部门建立联动，对于创新药而言，希望"动态调整"不要成为"定期调整"。

根据《征求意见稿》，医保目录"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这固然有行政成本方面的考虑。但是药监部门批药并非一年批一次，目前国外专利药进口速度加快，往往在进入医保目录方面也早于本土创新药，由于本土创新药上市后的价格一般比进口专利药要低，如果能够及时把它们纳入医保目录，将会成为市场竞争的有力推动者，给原有市场里的同类进口专利药品以冲击，迫使主动降价。这意味着医保也将减少基金的支付，给参保人和医保部门带来的好处不言而喻。

国际上也有这样做法的先例。日本的医保部门与药监部门都属于厚生省，两个部门之间有协同工作机制，医保部门会在新药的三期临床结束、上报药品局等待拿批文的时候与药企进行价格谈判。据企业反映，谈判成功的药品可能更快地拿到药监部门的上市许可，相当于药监部门在为医保部门助力。这种工作机制让美国的新药进入日本能够平均降价50%。这里也涉及到我们前面所说的各部门协调的问题。

第二个方面，希望能够更充分发挥专业团体的作用。医保部门现在对于目录内药品的评价与选择采用的多是"大民主"的形式，就是通过广泛征求各地区、各层级的专家与医生的意见来进行决定;但一些专业的团体的作用，我认为还有待进一步发挥。

再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医保制度规定，医师及医师团体可以就临床实际需求向医保部门推荐列入目录品种，正是这种制度，在澳大利亚宫颈癌发病率的降低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06年，澳大利亚的一些医生发现本国的宫颈癌发病率正逐年上升，因此一些医生便联名上书要求医保部门展开调查，若情况属实，建议将宫颈癌疫苗纳入医保。医保部门经过调查，最终采纳了医生团体的意见，宫颈癌疫苗纳入医保后，整个澳大利亚的宫颈癌发病率直线下降，医保部门虽然承担了前期疫苗的支出，但是减少的是更多宫颈癌疾病的治疗费用，算总账"稳赚不赔"。

我国的医保部门也可以效仿澳大利亚，给予一线临床医生及组织一定的渠道来反馈最新的病情趋势与用药建议，医保部门酌情考虑药品的纳入。也可以同理对待疾控中心的建议，但要注意区分公共卫生与医保的责任，做到两边专款专用。

同时，建立医保部门自己的专家组也很必要。这个专家组可以是独立的第三方，但一定要对医保部门负责，不能与其他机构有利益往来，保障专家组的"独立人格"。还是以澳大利亚为例，澳大利亚的医保部门专家组有11个人，人数不多，但是分类齐全，三分之一是临床医生，三分之一是药品专家，还有三分之一是卫生经济学家。这里要强调的是，医保专家一定要有一批卫生经济学专家，不仅仅是药物经济学专家，而是要以更大的视角，从更长远的角度考虑，有"算大账"的明白人。这样才能建立起一个长效机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进入专家组的专家名单是公开透明的，能够进入这一专家组的专家都是社会地位和学术地位及人品很高的专业人士，通过公开名单使得全社会都可以对这些专家的公正性予以监督。事实证明，越是对专家组名单进行所谓的保密，越不利于专家行为管控，反而容易出现所担心的利益输送问题。

第三个方面，要早日建立完善医保医师管理制度。我们现在进行的主要是"降药价"的工作，取得了不菲成效，但是同时不要忘了，最贵的并不是药品本身，而是医生手里的那支笔。如果不把医生的处方行为管理到位，只从降药价入手不能真正阻止医保基金流失。

近年来我国医改通过各种手段来杜绝大处方、大检查、泛耗材，其实就是为了管好医生手里的那支笔，引导合理诊疗。根据国际经验，医保医师制度正是一种很有效的手段。在医保部门的职权范围内，对滥用职权、乱开处方的医生进行医保报销资格的限制，让医生从心理上有所警戒，不为小利搭上自己一辈子的职业生涯，这样医保对医生就能起到强管理的效果。

医保医师代码于2019年上线，为全国医保医师制度管理的开展提供了基础条件，也已经有一些地区开始进行了相关探索，期待这项工作能够早日全国推广。

中国医疗保险:近年来，我国医药创新正逐渐步入正轨，速度越来越快。创新药面临怎样的机遇，又有怎样的挑战?如何良性发展?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zonghexinwen/2020/0723/41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