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谈判的降幅没有那么大，2018年专项谈判的药品，已通过谈判降过一次价，而原本已经在目录内的药品，降幅也不可能非常大。还有很多企业原始定价时，考虑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定的价格相对合理，谈判取得的空间也不会很大。

2020年12月16日的医保谈判场外，众多媒体及机构人员在外等待消息。新京报记者 李云琦 摄

“谈判是一门艺术”

新京报：有网友认为，医保谈判时，谈判专家相对强势，企业处于弱势地位，您怎么看？

熊先军：这次谈判的所有企业，都反映我们专家的态度比较平和。我们是希望为老百姓讨到一个尽量低的价格，企业是想卖一个较高的价格，先要谈拢才能实现我们的目的，谈不拢老百姓就要自费。我们谈判的时候贯彻市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公平、对等、相互尊重。

新京报：本次谈判从全国抽调了25名专家，他们有哪些共同特点？谈判时要运用哪些技巧？

熊先军：这25名专家都是经各个地方推荐的，曾经参与过谈判或是谈判有一定经验，对我们的医保知识和政策掌握比较透彻，对药品相对比较熟悉。

谈判是一门艺术，不仅仅是个技术。我经常跟人说，我们有时候就像女同志买衣服，看完了以后就要问人家打几折，对不对？打几折谈完了以后，再反复地看这个衣服，突然发现掉了一个扣子，就要再跟人家说，你看，扣子掉了，是不是再给我一点折扣？然后问人家是不是最后一件，是最后一件又得给我折扣，还要把零头给抹掉。最后走之前还问人家有没有礼品，带一本杂志回去，带点香水回去。

新京报：具体到某种药品，谈判底价是如何确定的？前期有哪些调研和评估？

熊先军：凡是纳入谈判名单的药品，我们都会组织两个专家组进行测算，一个是药物经济学专家组，一个是由各地医保部门的同志组成的基金测算组，背对背算账。

药物经济学组主要是通过病人的获益程度，充分考虑药品不良反应、国际价格、竞争性等因素，提出一个药物经济学测算的底价；基金测算组相当于进行一个压力实验，测算这些药品纳入目录后对基金压力有多大。两边测算完了以后，我们按照一定的规则来确定谈判价格。

新京报：药企研发一款创新药，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较大。如何保证既能降价，又让创新药企有钱可赚，不打击他们生产研发的积极性？

熊先军：我们价格是谈下来的，我也不能强迫他降价，企业也没办法强迫我们提价，所以我们两方面需要谈判。企业在谈的过程中，一定会考虑到研发成本和今后的成本。有句老话叫“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所以谈成功的药品，都是企业在保证合理利润的情况下出现的价格。我们不是追求价格最低，我们只是追求价格合理，那么合理的尺度是怎么把握的？就是靠谈出来。

另外，企业还有其他赚钱的渠道，还有资本市场。他的药品被纳入医保目录后，从资本市场上也能得到资金，支持下一步的新药研发。

新京报：国家医保局成立三年，您在组织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时，什么时候压力最大？

熊先军：我觉得压力最大的可能是廉政风险，我这个弦一直没有放松下来。廉政风险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怎么管控好？我们按照国家医保局的10条禁令，做了相应的规定，比如严禁跟企业私下接触，家属不能在企业工作，严禁收礼、收卡等。我还当婆婆嘴，几乎每一次会上都要说：拜托大家下班以后赶紧回家，不能跟企业吃饭，不能跟企业透露任何信息。

第二个是专家的廉政和保密风险，我们制定了专家守则，规定了在药品评审期间的行为等；要求专家必须在职，由工作单位给我们背书；采取专家投票制，一个专家只能投一票；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期间，对相关专家进行封闭式管理，在此期间绝对不能出去。

2020年12月16日下午，药企谈判代表进入全国人大会议中心。新京报记者 李云琦 摄

“罕见病药品为什么要定天价？”

新京报：本次医保谈判另一个关注焦点是PD-1抑制剂，包括它在内的17种抗癌药被新增纳入医保目录，2018年主要也是抗癌药物的专项谈判。医保为什么那么关注抗癌药物？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zonghexinwen/2021/0323/7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