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恩：此次共有40位专家参与了《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药物经济学组评审工作，一位组长，两位副组长。组长、副组长负责统一评价标准、原则和协调工作，但不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评审；37位专家组成员直接进行药品的评审测算，平均每人负责四到六款药品的评价工作。

评审期间，所有专家都是集中在人民大会堂宾馆封闭评审。2020年11月28日晚上入住，第二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了全体动员大会，11月30日专家们就开始看材料了，直到12月9日晚上我完成工作离开时，仍有专家还在继续工作。

我们都签订了保密协议和责任书，对所作出的评价工作负责。工作纪律严格禁止相互交流评审内容，专家们只知道自己评审的是哪几款药，彼此并不知道谁在评审什么药，规避了信息泄露的风险。

澎湃新闻：40位专家是如何构成的，有企业代表吗？

刘国恩：大多数的专家来自于学术机构，大概占专家总数的六七成左右，其他专家来自于医疗机构，主要是临床药学、临床医学类专家，但没有来自企业界的代表。

此次药物经济学评价测算非常重视利益相关性的回避， 我们参与评审的40位专家，都没有直系亲属在药企工作，这是基本要求。

此外，国家医保局也要求评审专家对过去从事的研究工作进行信息披露，包括给哪些企业做过药物经济学研究，必须如实进行披露。据此，国家医保局在给专家们分配评估药品的时候，会规避让专家评审自己曾经接触到的企业或药品。

我和两位副组长没有直接参与具体药品的药物经济学评价，而主要负责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从总体上对37位评估专家在评估原则、评估方法、评估标准等方面进行集体学习和沟通协调，让大家的评估标准尽可能保持一致。第二是一一听取专家对负责评估产品的初步分析报告，充分进行讨论，并共同解决存在的问题和遇到的困难。第三是把每个专家的评估结果分别与企业进行交流和沟通，听取和补充企业意见以及相关数据，并及时反馈给评估专家，从而对其评估报告进行更好的修正和完善。

澎湃新闻：您是第一次参与《国家医保目录》调整评审，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国恩：《国家医保目录》的调整越来越重视药物经济学评价，更好发挥了药物经济学更具客观性的方法作用。我们从事药物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能够有幸参与到国家医保目录调整的重大工作当中，深感莫大的责任和光荣。

2020年11月29日，在动员大会上，国家医保局局长胡静林特别指出，《国家医保目录》调整需要基于客观证据的支撑，此项重任就落在了我们40位药物经济学者的肩上。这既是对参与评审的药物经济学专家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也是给与大家的高度信任。

动员大会上，我代表40位药物经济学专家做了发言，主要强调了大家务必坚守严肃、严格、严谨的“三严”作风，把保密、公正、不徇私舞弊作为开展工作的第一原则。对在座很多中年药物经济学者，记得我还特别忠告：犯不着为了任何形式的眼前利益毁掉自己的远大前程。

会与企业沟通并听取反馈

澎湃新闻：评审过程中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可以分享么？

刘国恩：我们会把申报药品与现有产品进行比较，通过研读企业提供的相关数据和报告，对申报药品形成一个初步认识。之后，分三组和企业进行一对一沟通，详细告知专家的初步意见并倾听企业反馈，给企业修正和补充数据内容的机会。

沟通主要围绕三个核心要点：第一，是否准确；第二，全不全面；第三，是否有错误。最后，评审专家再次开会对药品品种进行评审讨论，并根据企业反馈的信息进行进一步分析和完善，形成最终关于评审药品的药物经济学推荐意见。

有一次，专家在评审一款中成药时发现，企业提供的资料中，没有写明所使用药材是天然的还是人工培育的。这二者的成本差别非常大，甚至可以形成两个截然相反的评价结果，于是我们就当场打电话给企业核实，不把问题留下来。

有的药企提出，他们的药品跟参照药品的疗效差不多，我们的评审专家就去找证据，然而在材料里面并没有找到能够证实或者证伪的数据。

这个“差不多”的结论是怎么来的？如果不能够证明这两个药品临床效果的比较结论，药物经济学专家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对此，我们也和药企进行沟通，请他们自己查询，建立支持结论的证据链条。

当然，因为时间非常有限，有些药企难以找到充足证据。时间不等人，我们就只能依据现有材料进行必要的假设，其分析的结论自然容易出现意见分歧。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zonghexinwen/2021/0208/69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