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纵观国内，文学与经济跨学科之间的研究可分为三个层次：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是研究具体某一文学作品中的经济，典型的如《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经济学”。中观和宏观的研究则扩展到了文化范围，研究探讨经济与“文化”“文艺”“文化产业”“文艺经济”的关系。［1-4］宏观层面主要是探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5］

具体来看，微观层次的研究成果颇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的中国传统文学与经济生活研究中心和复旦大学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都有学者进行文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并举办了研讨会。可以说，经济生活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关系紧密，可做研究的事情很多。［4］

中观层次研究侧重点是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即文化经济化。文化经济化即文化进入市场，文化进人产业，文化中渗透经济、商品的要素。主张将文化的商品属性解放出来，使文化具有经济力，成为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宏观层面主要探讨我国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的作用。［5-6］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的基础上，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振兴，需要文化上的“走出去战略”，需要文化根据新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作出战略调整，需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6］这与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理念和“孔子学院”的实践相吻合。

综前所述，文学中的经济学研究大多出现在文学圈，而从事经济学的学者囿于跨学科的羁绊，偶有借用文学视角的研究，［7］而文学与经济的跨学科双向研究就更少了。

相较之下，自从《新经济批评》（The New Economic Criticism，1999）发表以来，国际对经济学和文学的交叉研究已经有了20年的积累，不仅有文学学者，更有经济学者研究二者的关系。文章基于自身的经济学和语言教学背景，梳理文学中的经济及经济中的文学，不但从文学角度看经济，而且从经济角度看文学，从而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

二、文学经济学：文学作品中的经济学

囿于篇幅，这里的文学经济学指的是文学作品中的经济学,文学经济学的建立存在很大的可行性。［8］如前所述，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济现象研究取得了相对丰硕的研究成果。无论是《周易》［9］，《汉赋》［10］，还是明代市井小说［11］［12］，都有经济的影子。同样，西方文学作品涉及到经济学的各个领域，从微观到宏观，反映着各种社会经济问题,无论是马克·吐温［13］，还是西奥多·德莱赛的作品。

典型的文学作品当属西奥多·德莱赛的《金融三部曲》（包括《金融玩家》《巨人》《斯多葛》）。《金融玩家》中主人公弗兰克·考波伍德少年时期便展现出非凡的经济头脑，青少年时期从倒卖肥皂的生意中体会了成本—收益—利润的甜美，在股票市场中知道了投资和投机的巨大收益，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在初期自己资金和社会关系不够强大的时候为争取不可多得的社会稀缺资源：人力和资本（经济学中两项最重要的投入，包含权利关系网和巨额投资基金），取得芝加哥三巨头之一巴特勒的信任和支持，获取更多的财力资助——经济中非常重要的融资。他急功近利，用尽各种欺诈、胁迫、引诱手段，加上自己的才智，突破法律的约束和道德的羁绊——道德风险，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生活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公司小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体现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的假设前提——理性经济人，也体现了美国第一代企业家在推动社会进步过程中的道德腐化和堕落，体现了“企业家精神”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同时也体现了熊皮特的创新，尤其是“毁灭性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根源。可以说，《金融三部曲》也是一部经济史。

此外，西方某些有经济思想的文学家通过文学作品展示自己的经济主张。如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以纯文学的形式阐述自己的政治、经济主张，包括其精英救世思想，用于推动社会的进步，引起了经济学家的重视。

不仅如此，文学家可将经济学家本人的故事写成文学作品，成为经典名著，并搬上银幕。如博弈论经济学家纳什为原型的自传《美丽心灵》，不但成为文学作品，而且拍成了电影。鉴于经济学家凯恩斯对世界经济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一部以他为原型的小说《遮天蔽日》（Bucking the Sun）有力地证明了文学界对经济的认可，对经济学家的认可。罗伯特·福斯特的《未选择的路》可看作“机会成本”的另一种经济专业性表达：“Two roads diverged in a wood and I——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led by.”这是机会成本的精髓意义的文学式表达，一种更适合普通大众的诗意表达。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qikandaodu/2020/1026/58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