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是对苦难消失的忧虑，阎在《受活》里大胆翻新那段苦难史，将原本已经错置的历史再行替换、激活，在商业怀旧和左翼套路之外，有样学样地恢复出一个“想象的原乡”。(7)有关《受活》的乌托邦想象，参考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王德威以为，这种强“没有”以为“有”的做法，看似凌空蹈虚，其实有其伦理承担。面对时间的不可逆转，其明知不可为而为，此中“后”遗民的气息翻腾，有情主体不仅思辨传统的传衍和留驻，更瞩目文学以虚击实的能量，以及它将历史问题化、问题历史化的技能。(8)〔美〕王德威：《后遗民写作：时间与记忆的政治学》，第5-10页，台北，麦田出版社，2007。

二、物尽其用和无中生有

“后遗民”的操作有心将发明和干预推至前台，以凸显此时此地的效用。但《受活》似乎更属意招魂纳魄的遗民姿态，要为今不受待见的领袖再塑金身。但问题是，此番借伟人“还魂”的不是其他，正是他往年致力推翻的资本主义。柳鹰雀异想天开，欲购置伟人遗体，振兴水土。他盘算谋划，一切看来合理，尤其是在保障革命遗产/遗体不致流失方面，更见出他务实思源的本分。但饶是如此，故事还是散出了它的荒唐气味。论者多以巴赫金的“狂欢”视之，却不免遗漏此理论的前提乃是厚生恶死。“狂欢”之所以能聚众造势，有赖于生命的存续，及其活泼的身体潜能。(9)刘剑梅：《庄子的现代命运》，第279、264-2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不过，这样的生理原则对柳鹰雀来讲无足挂齿。革命的推进必得物尽其用。他组建绝术团，动员儒人、残人不在话下，极致处，更是捏造出两百四十一岁的长寿神话。如此这般，早已将其资本家式吃干抹尽的丑态暴露无遗。但可笑的是，这在他本人看来，无异于千秋万代的功业。

诚如所见，革命的作为本在洗心革面，以崇高为旨归，塑造昂扬不已的青春姿态，(10)〔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纪中国的美学与政治》，第2页，孟祥春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但阎却有心反写这种“健全”的史诗，以为革命的胎盘，毋宁要老态龙钟，方能显现改造的法力无边。换句话说，柳鹰雀的尸恋，意不在表明革命衣钵后继有人，反而一再证明革命传统立足圆全人的立场，有种种偏狭，需要重整。在此意义上，柳十足是革命的掘墓人。(11)针对《受活》，陈晓明有“墓地写作”的提法，参见陈晓明：《墓地写作与乡土的后现代性》，《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6期。他背离青春健康的传说，另造一曲鬼魅的“老人传奇”。借着“尸身”的再现，他重建史观，直面革命真身。但不幸的是，遗骸迟迟不能运达，由此正本清源的工作被无限期搁置，而抢先一步到来的是出轨乱伦、绑架勒索。革命的圣殿内外狼藉一片，而唯有黄金不曾贬值。昔年革命领袖也曾热烈预言：“我们将来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12)列宁：《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列宁选集》第4卷，第5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无巧不巧，断腿猴的“淘金记”也就发生在他如厕的当口。当他潜入密室，掰拽金字之时，竟横生尿意。一番挣扎过后，他最终“尿到裤子上了”。完事后，他又“轻脚儿瘸到茅厕里，解开裤……尿了几滴儿，像憋了几天的尿都一股脑儿放了出来一样畅快哩，受活哩”。(13)阎连科：《受活》，第277-27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阎存心狎昵亡灵，却总嫌畏手畏脚，写吃喝拉撒如此萎靡，远不及莫言《酒国》来得酣畅。(14)〔美〕王德威：《革命时代的爱与死：阎连科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第440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不过，我们也不应小觑阎的“恶”意。我们尤记得故事的开始处，纪念堂的砖石已经到位，“可包工队竟把台地两边用来立柱的汉白玉砖垒到了临时茅厕的墙壁上，屎和尿在汉白玉上溅得满了的”。刘剑梅曾以“集体庄子”譬喻残人，以为其“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只是不幸卷入现代化进程，而令“受活”成了“活受罪”。(15)刘剑梅：《庄子的现代命运》，第279、264-26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而由此更进一步，阎似乎还要揭示，不仅大道无为，更“在屎溺”。他用屎尿为管道，建构和拆解纪念的堂奥，爬梳“诗—尸—史—屎”的细密关联，上演了一出后毛邓/后摩登的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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