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吊诡的“多余”

为此，茅枝婆要姓“mao”，她是毛时代的落伍者。她们另造“絮言”讲述故事，不是她们“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而是圆全人从来对她们不管不顾，亦或者予取予求。革命事业蒸蒸日上，她们不思进取，反能安身立命，但一朝入社，反遗患无穷。这些时间的脱节者，以异人(残缺)、异象(六月飞雪)、异时(天干地支纪年)的面貌出现，已与主流叙事大不同。但阎连科似乎尤嫌不足，另外发展一种文本修辞术，用一三五七九的章节安排，投射主、从叙事毫无交集的“独语”状态。表面上，茅枝婆和柳鹰雀各有打算，但实际他们殊途同归。入社、退社一体两面。如此“独语”不过是假象，就好像絮语并不单独成章，也同时“流窜”于正文之内。它们的关系就好比正文与脚注。安东尼·格拉夫敦(Anthony Grafton)说，史学脚注和传统注疏大异其趣。因为后者意在阐扬、补足，而前者却试图说明撰写或解读文本所用的方法和流程。脚注和正文是“在两个不同的层面，以两种相异的节奏分别讲述关于其研究和其对象的故事”。(24)〔美〕安东尼·格拉夫敦：《脚注趣史》，第33、311、312页，张弢、王春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或可推论，正是这些组合成了小说中缺席的“偶数”章节。它们互为拆解，也相互补充。虽然脚注见证“历史”正文逐渐廓清自我的过程，但毕竟它是以颇多耗费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它絮絮叨叨，令整齐的叙事变得支离。据此而言，脚注是否有多余之嫌，就如同“絮言”包含令人腻烦之意？为此我们有必要重返王德威的“革命经济学”，并了解他据以论述的案例不是其他，正是以写《多余的话》见罪的领袖瞿秋白。在人生的最后，瞿回顾既往，意识到自己羁绊过多，而不克完成革命重任。他诚心交底，却不意引来猜疑。而且吊诡的是，他既深谙言多必失的道理，以“多余”自视，又何苦为赋新词强说愁？难道“经济”的内面，还另有文章可做？抑或革命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叙事策略？

对革命事业的过分专注，使瞿投入了不该投入的部分。这固然是他权衡失“度”的后果，但关键的原因在于，他遗忘了经济既讲求投入，更注重收益和手段。“有进无出”的投资，显然违背“审美精确性”的原则。换句话说，如果瞿真的大公无私，反会令革命变得索然无味。而唯有当他不断分心、枝蔓，才足以引起人们对革命的关心同情，甚或揣测怀疑。历史的吊诡在于，它需要以反面文章引起瞩目。没有了柳鹰雀天花乱坠的精明账，怎能见出茅枝婆的一把“糊涂账”算得有多艰难。“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表面上，瞿思虑不定，但事实上，当他将心事诉诸笔墨，其实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和强调。

论者指出阎连科的语言有不够精炼的问题。“哟”“哩”“呢”“啦”读来俏皮，但意图浅白。不过，就着以上的“多余”论述，似有必要把这种“粗糙”看成是一种张弛术。朱羽分析1950至60年代的新相声艺术，指出离题分心，其实也是社会主义教化的核心方案。“分心”不仅“能带来短暂的精神松弛状态，甚至能为更具活力、韧性与评判意识的心理机制之到场提供条件”。(25)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第3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革命”与“分心”似风马牛不相及，却能离奇地贴合，既娱乐，也教育。“分心”是“革命”的法外开恩，目的仍在回收。但收放之间，未必平滑。分心不免要产生差池，掺杂其他经验，甚至引来“背叛”。黄子平早就指明：“杨子荣在《林海雪原》前面的章节中，……语言无味，不能给读者什么印象。打虎上山之后突然大放异彩，盖得力于他骂骂咧咧地脏字连篇。”(26)黄子平：《“灰阑”中的叙述》，第70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土匪黑话”本为“分心”之用，结果反客为主，成了革命魅力。

如此反转，或可以“民间自为”视之，不过“民间”对活力的强调，其实和“分心”中带着的俯仰由人的被动感存在偏差，就如同“絮言”里俱是创伤历史；俏皮的语气词也表征行动的缺乏。如此境况下，本雅明的“体验”可供参照。对他而言，震惊体验，并非其关怀所在；重整旗鼓，修复经验世界，才是重心。《讲故事的人》里，他直陈当代社会，“经验已经贬值”，时代剥夺了我们“交流经验的能力”。(27)〔德〕本雅明：《启迪：本雅明文选》，第95页，阿伦特编，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均付之阙如，而搭乘着现代传媒、被无限次复制的新闻信息却得以横行。“经验”提供的对话可能，被单向的资讯传递给压抑了。与此相类，8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热议社会主义的“异化”问题，其潜在本文也是“经验”。只是这一次，打压“经验”的不止于工业化和都市化，也包含种种的政治秩序、历史动荡、狭隘的审美趣味和情感规范，以及“枯竭了语言表达表情能力的毛式文体”。(28)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第72页，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在此意义上，我们明了阎连科对絮言和受活人委以重任。因为他们拥有记忆、历史、民俗、节庆、群体生活，乃至口语——这些本雅明试图囊括在他的“经验”范畴内的东西。它们勾连过去，拟想未来。故事里，草儿一唱三叹《七回头》，可柳鹰雀不以为然，以为瞻前顾后无益革命事业。但以后，我们了解柳家毁梦破，一无所得，关键的原因正是他无史可说、无尸可依。他横竖不过是历史的养子，机械地依照塔格生活，算计的也是空洞数据。至此，《受活》的寓言指涉呼之欲出。瓜熟蒂落之际，希望的“种子”倒转回“花嫂坡、节日、受活歌”这一始源神话，(29)关于最后一章超越性的讨论参考黄平：《“革命”之后：重读〈受活〉》，《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5期。见证“原初的激情”如何借着“经验”来弥补圣人缺位的遗憾。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qikandaodu/2020/1026/5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