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活着”到“受活”

90年代余华写出《活着》，堪为典律。小说追踪解放战争以降，种种社会的变动，如何给民间世界带来波折。1994年《许三观卖血记》出炉，余华将目光投向经济领域。如果说《活着》传递革命的维系及其子嗣生产需要付出血泪代价的讯息，那么到了许三观这里，他已反讽地将血泪挪为他用，把它变成待价而沽的商品。政治的语境里，血泪是变革的动力，新的经济场域中，这一认知被继续保有，并被赋予新意。通过交易，血泪既可以保障出售者的经济利益，也可以确保购买者的身体需求，两厢受益。与此，余华似对革命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可实际他是用小说捕捉到了一种现实。

这一年，贾平凹推出《废都》。透过这部小说，贾试图管窥蠡测知识分子的边缘化问题，以及物欲之下岌岌可危的“人文精神”。“废都”代表理想主义败退后，社会与政治上的荒原。(1)〔美〕鲁晓鹏：《世纪末〈废都〉中的文学与知识分子》，《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3期。与贾的虚无不同，余华努力在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之间做出调停。通过“血泪”，他既正视革命传统，也将之与世俗的血亲关系，尤其是与新的经济体制建立连接。他“从身体无用也无谓的牺牲中，找到一些用处。……他书写暴力与伤痕，……而且不再排斥一种疗伤止暴的可能——家庭”。

余华的执著或有他的道理，但毕竟他对民间世界的定位，谦卑有余而主动不足。他笔下的人物被动受迫，行事待人每有随波逐流的嫌疑，多少沾染自然主义的色调。这样的对比下，阎连科的写作似乎更具手眼。2003年他祭出《受活》，从(大)历史的外围突入，以主动姿态卷入制造苦难的工程，将过去百难排解的痛苦，通过种种原欲式的奇观来演述。就主角柳鹰雀的造型而论，他的做言起行毋宁比福贵和许三观来得积极太多。阎有意改写“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古谚，观察柳如何步步为营，累积经济资本，并拓展政治前途。如此情势下，“活着”当然不能魇足这位革命狂人的胃口，传统的“三观”也被视如敝屐。他将自己与伟人并列，在革命的圣堂里谋求一席之地。相形之下，福贵温俭恭良，直让人生出恨铁不成钢的慨叹。柳苗红根正，受苦受难不在话下，但他每事必求回报，务求经济。一面是革命美德，一面是市场规律，他苦中作乐，左右逢源。柳高自标置，自诩为神，而“作为一个中国版的约伯(Job)，福贵无神可告”。(2)〔美〕王德威：《伤痕即景，暴力奇观：余华论》，《当代小说二十家》，第14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同一境遇里的圣徒列传(hagiography)，竟有了云泥之别。

纵然《活着》未必谨守写实的本分，但比之《受活》显然“后”劲不足。“受活”，“典”出西北乡野，其内质凌厉，代表的乃是分裂的融合。它集苦乐于一身。“受”既是被动承受，更是主动享受，语义直追拉康的“绝爽”(jouissance)：一种受虐狂式的欢欣。但无论笑闹，还是悲苦，其症结均在主体的斫伤和撕裂。(3)简要的论述参考杨小滨：《当代中国文化场域中的主体与绝爽》，《文化研究》2013年第17辑。余华以苦难作为叙事的起点和焦点，服膺道德律令，而阎更进一步，揭示诉苦的行为实在息事宁人。他发展弱势反抗策略，引“苦”为豪，以为苦难恰赋予他搞怪资本。这样的思路，后现代的意味甚浓，但周蕾也指出，当中60年代中国思想的刻痕也有迹可循。其关键的主张是，唯有倚赖“无权力”的位置才能获得真理。这种主张，通过自我卑贱化来赋权，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有它的暴虐性。(4)〔美〕周蕾：《写在家国以外》，第14-19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

将苦难戏剧化，固然有政治上的反抗之功，但仍要意识到其身处夹缝的无奈。90年代的中国，“革命”渐行渐远，“苦难叙事”淡出历史视野，而交由新兴的市场经济重做整顿。《渴望》《焦裕禄》等苦情戏码，“以充裕的悲苦与眼泪，成功地负载并转移社会的创伤与焦虑”，将过去革命的血泪置换成了“‘人间真情’与‘日常生活之正义’的安全情感”。(5)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51、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戴锦华说：“尽管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始终是八九十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潜文本’，但通过对80年代/‘启蒙时代’的再定位，通过‘科学与民主’旗帜的高扬，……‘我们’得以成功地剪去‘革命时代’的历史与记忆，完成一次‘高难度’的、‘无缝隙’的历史对接。”(6)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51、45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这样的语境里，“消失”并非一笔勾销，而是历史的游移替换，表征的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有中成无”。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qikandaodu/2020/1026/59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