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确责任主体的职责边界。

行为经济学基于有限理性社会人，阐述人们通常厌恶以增加风险为代价的交易，所以应明确监管规则和清晰界定职责，推进交易有序。根据应急采购与短缺物资采购特点，实现各责任主体的清晰分工，保障采购各阶段有机衔接。

各责任部门明确分工可以使应急采购物资以高效率和质量满足社会所需：第一，国家层面采购主体负责采购统筹协调与管理，强化采购主体全过程责任，培养采购能力。第二，地方各级采购部门负责当地应急采购事务；物流部门负责物资供应链，调配物资需求；财政部门和各预算单位负责资金预算、拨付、绩效评估等；安全保障部门负责采购运输安全保障。第三，监管部门强化应急采购活动事前、事中、事后监督，负责应急物资资金使用、交易、人员行为监督。第四，代理机构提供专业支持作用，规范专家裁量权，增强供应商信用机制；采购单位落实采购人员工作岗位责任制，加强对采购物资验收质量要求。

三、设计最佳默认选项，创新公共服务供给

（一）提高政府公共治理能力，保障公民健康权。

行为经济学中，与人决策相关的默认选项具有强有力助推作用。要力求应急采购的默认选项设定最佳，这是对政府公共治理能力的考验（Thaler，Sunstein，2008）。疫情防控的应急采购是利用社会影响和公共资源保障公民健康权，通过采购活动保障公众全生命周期健康，尤其助推公民关注前期预防、后期康复。

公共治理能力体现为发挥公共资源配置效果最大化，多部门横向合作执行全面物资供给，发挥专业协调合力优势。应急采购中的政府加强职能定位和能力建设，从公共物品的直接供给者转变为多方合作保障公共需要的协调者和监督者。政府强化对市场应急物资和服务供应主体的培育与支持，通过协议供货、框架协议等多种方式，确保企业、NGO 等与政府通力合作；调动社会多方资源参与，推动公私合作，依托社会物资服务供应能力（黄江玉，曹富国，2019）。政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专业的第三方对物资供给效果进行评价。

（二）加强应急采购电子化平台的精细化管理。

电子化采购平台为采购中可预见错误提供人性化设计，促使应急采购关注提高公共产品使用满意度和使公共政策更易被遵循。电子化采购系统应将精细化管理模式运用到疫情防控的物资管理，使采购管理智能化、信息数字化（沈晓利，汪小锋，2019）。通过对电子化应急采购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对供应商服务质量、履约时间、履约质量等予以量化评估，为采购服务人员、全生命周期采购管理提供数据决策依据。用数据判断库存量，减少采购物资库存积压，实现高效资源配置。

（三）重构国家应急采购体系。

我国缺少统一、高效的应急采购体系，面临专门法律政策供给不足、采购方式难以选择、供应商数据库缺失、响应速度难以满足疫情需要等问题。采购风险评估偏差使采购双方未按照实际分配风险，但是客观的政策设计可以减少混乱与不适。行为经济学的自我控制理论主张个体更愿意追求长远、更高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手段使采购主体从全生命周期角度考虑风险与效果。应急采购不应因紧急而忽略过程管理，法律行为经济学主张家长式自由主义干预，提升法律执行效果。我国应建立以“统筹协调，持续高效、物有所值”为重要目标的国家应急采购体系，在《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基础上，完善协议供货、框架协议等制度，完善国家应急采购平台。对采购需求管理、程序选择、合同管理等进行明确规定，为公共服务创新和供给提供全面制度支撑（黄江玉，2019）。

四、建立应急采购公平机制，保障可持续性

行为经济学的前景理论与禀赋效应阐释了应急采购公平交易机制对可持续采购的重要性。为保障采购可持续性，应重视培育供应商、加强合同治理、激发各方主体的参与动机。

（一）以双来源采购保障竞争公平性。

应急采购常面临供应物品与供应商不足。美国《合同竞争法》规定应急采购仅有一个供应商时，政府官员为确保货物、服务的持续供应能力，满足医疗、救生、紧急用品供给等特殊需要，可以培育备选供应商。这一双来源（dual sourcing）采购有利于防止因主客观原因导致供应商过少，避免应急采购受制于单一供应商，保障竞争公平性。我国可借鉴域外经验重视对备选供应商培育，通过协议供货、框架协议等方式，使备选供应商具备同等质量货物或服务的提供能力，保障应急采购的产品供给充分性与有效竞争。

文章来源：《中国药物经济学》 网址: http://www.zgywjjx.cn/qikandaodu/2021/0625/881.html